帝国的金陷阱

  在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的第一场“金融战役”中,他就依靠大规模推行铜元,而战胜了史称“贴水风潮”的金融危机。这场危机,除了不良商人过度投机造成之外,还有个很关键的技术因素:缺乏货币。直隶地区的主币已经多使用“银钱票”——钱庄任意出具的票据,其因缺乏准备金,而大幅贬值,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“贴水风潮”;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、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,市场一片混乱。袁世凯超常规促使直隶银元局恢复生产,1100万枚新铜元在数月内就投放市场,对救市成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。
  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,更大的吸引力在于,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。铜元是一种名义货币,其实际价值远低于币面价值,以面值“当十”的为主——即1枚铜元相当10枚老式制钱,1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是100枚“当十”铜元。最初,铸造铜元的原料,来自回收的制钱,而机铸1枚“当十”铜元,只需要溶化3.7枚制钱,其价值却等同于10枚制钱,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63%左右的毛利。
  直隶银元局,不仅帮袁世凯渡过了难关,而且成为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。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,该局铸造的各种铜元,其面值相当于68000万枚“当十”铜元,铸币获利193万两白银。这批利润中的128万两,被袁世凯用于军警建设和军械购置,62万两则全部用于开办实业、推广教育等新政。
  这些不同省份的铸币厂,开足马力生产铜元。据梁启超统计,1904~1908年,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。《申报》在1910年的估计更为惊人,说是全国共有722亿枚铜元在流通环节,正规铸造的和走私铸造的大致各半。
  此时的大清金融业,正以一种特殊方式绑架了国家的经济,并成为一大政治问题。其中,首当其冲的,就是铜元货币铸造的大跃进。
  甲午战争前后,因为旧法铸造制钱(即旧式的外圆内方的铜钱)成本过于高昂,中央下令停铸,但机铸铜元的诞生却一直延迟到了1900年。这年,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。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,李鸿章到任后,一方面通过严打,整顿社会秩序,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,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,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,拉低银价。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,就此上市。

大清帝国的宪政考察团,一项很重要的任务,居然是考察银行。
  这一年(1905年),大清帝国的铸币机规模,居然达到了846台,如果全部开工,每年可熔铸铜块1.87万吨,可生产铜元16.431亿枚,4亿中国人人均40枚。

  铸币大跃进的动力,一是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,二是币制落后带来的市场需求,一个拉、一个推,铸币就成了各地最为短平快的支柱产业。
  铸造铜元,大利当前,各地纷纷上马,“利之所在,孰肯相让。于是争先恐后,百事废置,而为铸铜元之为务”。自1902年中央开闸放行之后,当年除了直隶之外,还有安徽、湖南、湖北,总共4省开始铸造铜元,到1910年,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19个省,超过当时70%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。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,最夸张的属江苏,共有7家铸币厂。
  始作俑者,是李鸿章。

生财捷径

  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,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,并且,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,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,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,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~95枚左右,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%~15%。铜元的流行与坚挺,拉低了物价,“衣食各物,均皆价廉”,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,因此,仅天津一地,“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”。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,也没吃亏,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,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“维稳红利”。
  走私的铜元,大量来自日本、朝鲜。日本人在上海和天津租界内开炉铸造,客户要哪个省的,他们就铸造哪个省的铜元,根本无视中国的金融主权;而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,为了逃避日本人用镍铜币强行取代朝鲜红铜元的掠夺政策(比价是1∶10),而低价向中国走私倾销红铜元。这些都大大抬升了本就高企的中国铜元流通量。

  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惊叹,“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,倾其所穿衣物,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,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?”

  当市面上的制钱逐渐稀少后,中央又批准可以使用紫铜铸币,成本更低,而有的省份不顾中央反对,坚持用掺杂了铅的黄铜铸币,又将成本推向新低。这令铸币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。
  继广东之后,福建、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,因其品质优、成本低,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“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,即就各省搭铸通行”。这不仅给铜元发放了通行证,而且也将造币的权力赋予了各省——事后证明,这造成了金融领域的各自为政,加剧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各省的离心倾向。